【财新网】（记者 王嘉鹏 实习记者 莫业林）埃兰·库尔迪以最不应该的方式成为了焦点人物。这个3岁小男孩的尸体被冲上土耳其博德鲁姆的海滩，在摄影记者镜头里头朝下倒伏着。另一张照片里，他被一名警察抱起，失去生机的手脚已经僵直。

　　这些照片被拍下的时间，是9月2日清晨6时。几个小时之前，埃兰（Aylan Kurdi）的父母带着他和5岁的哥哥，趁夜色坐上一艘小艇，准备渡海登上希腊科斯岛（Kos Island），到欧洲寻求没有战争和迫害的新生活。很快小艇就被大浪打翻，库尔迪一家中，只有父亲阿卜杜拉（Abdullah Kurdi）活了下来。

　　三天后，悲痛的阿卜杜拉带着亲人的遗体回到了叙利亚北部边境城市科巴尼（Kobani），将他们安葬。这座城市现在是一片废墟，仍在战火蹂躏之下。

　　埃兰的不幸成为了欧美社交媒体上的最热门话题，也让舆论对欧洲难民和移民问题的关注达到了顶峰。英国《独立报》写道：“如果这么震撼的照片还不能改变欧洲对难民的态度，还有什么能做到呢？”不少欧洲媒体也发出类似的表态。

　　盘根错节的现实，却并不是一张照片或一个悲伤的故事就能厘清。

　　几条险路

　　共有23人乘坐了库尔迪一家遭遇不幸的小艇，其中14人遇难。在逃往欧洲的线路中，它远远不是最危险的一条。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UNHCR）等多家机构统计的信息，难民和移民们以非正常手段入境欧洲，主要经由以下几条线路：西线是从北非最西的摩洛哥进入西班牙；中线是从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前往意大利；东线则是从土耳其渡海来到希腊。

　　欧洲媒体报道称，有一些人还开始尝试另外的路径：先向北到达俄罗斯或附近国家，然后设法进入北欧。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人渡海的船只设备和行动安排都是偷渡组织操办，难民和移民们所能做的只是交钱和听候安排。每条路都风险重重。

　　中线是最为危险的选择，人们需要在地中海上长途航行，面对多变的天气情况和疾风高浪。今年2月，预计有超过300人在一次移民船事故中丧生；而到了4月，又一艘载满的移民船翻船，船上可能有950人，最终只有几十人获救。据国际移民组织统计，今年以来已经超过2300人在中线丧生。

　　而对于选择东线的人来说，渡海进入希腊，只是完成了旅程的第一步，多数人会接着开始长途跋涉，先穿过几个非欧盟的巴尔干半岛国家，随后在匈牙利再次进入欧盟边境，继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一般都是德国。

　　在安全过海之后，危险并未消失。在小埃兰惨死前一周的8月27日，一辆被遗弃的货车在奥地利东部靠近匈牙利边境地区被发现，里面有59名成年男性、8名成年女性和4名儿童的尸体，他们被认为是被偷渡入境的叙利亚人。这些人死前经历了怎样的恐怖，恐怕已经难以知晓。

　　相比之下，西线的摩洛哥距离难民集中地较远，附近海域的边境巡查更为严格，因此较少有人选择。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数据，今年已有超过36.6万人通过地中海抵达欧洲，其中约24.5万人到达希腊，12万人到达意大利，到达西班牙的则不到2000人。同样决定冒险的另一些人则付出了最沉重的代价——今年以来已有2800人在渡过地中海时死亡或失踪。

　　在2014年，有21.6万人这样抵达欧洲，另有3500人死亡或失踪。

　　难民与移民

　　在媒体的追踪下，库尔迪一家的故事也得到了更多的还原。他们是叙利亚库尔德人，原来居住在大马士革，在2011年叙利亚内乱开始后，全家开始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法新社引述了科巴尼当地记者穆斯特法·埃布迪（Mustefa Ebdi）对他们四年多行踪的还原。这一家人先是搬到了阿勒颇（Aleppo），但战火随即蔓延到那里，他们又逃到了库尔德人聚居的科巴尼。然而“伊斯兰国”随后开始攻打科巴尼，库尔迪一家再次逃到了土耳其境内。埃兰就在这样的逃亡生活中出生。

　　2015年初，“伊斯兰国”武装被赶出科巴尼，库尔迪一家回到了家中，希望能就此开始稳定的生活，但到7月，“伊斯兰国”又开始袭击这座城市。

　　阿卜杜拉的姐姐蒂玛（Tima Kurdi）居住在加拿大，但他向加拿大发出的难民申请并未得到回音。他终于决定，全家人唯一的出路是经土耳其逃往欧盟，哪怕这条路也同样充满危险。

　　以处境来看，叙利亚库尔德人可谓“难民中的难民”。阿卜杜拉自己曾向媒体表示，他曾先后被叙利亚政府人员和极端分子逮捕并折磨，被打掉了八颗牙齿，在这之后，他才决定举家逃往国外。

　　但土耳其显然也不是这个库尔德家庭能安心生活之地。作为土耳其国内的少数族裔，库尔德人同样面临许多生存挑战。土叙边境的“库尔德工人党”武装也与土耳其政府长期为敌，并被该国视作恐怖组织。在“伊斯兰国”近期不断袭扰这一地区的情况下，土耳其和库尔德工人党仍然在相互袭击。

　　坐上小船的其他叙利亚难民也都会有自己的辛酸故事：他们在家乡和周边国家经历了怎样的煎熬，又如何决定拼上性命前往欧洲。与他们有相似处境的，还有诸多来自阿富汗、厄立特里亚、伊拉克等国的难民，

　　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统计数据，在今年渡过地中海抵达欧洲的难民和移民中，有51%来自叙利亚，14%来自阿富汗，8%来自厄立特里亚，3%来自伊拉克。其余主要来源国还有尼日利亚、索马里、苏丹等。

　　被动乱裹挟的难民当然亟需援助，但也有其他人参杂在汹涌的人潮中——这些人并没有在本国遭受生命威胁或者迫害，去往欧洲的理由往往是投奔亲友、为家庭挣钱或改善自身处境。这些动机从个人和家庭角度无可厚非，但与难民相比，他们越过国境的合理合法程度大打折扣。“经济移民”也往往难以得到同情。

　　这种人群混杂的情况让新闻媒体困扰不已。不少英文媒体认为，用“难民”（refugee）来称呼他们并不正确，因而在写作时使用“移民”（migrants）一词。但联合国难民署在一篇文章呼吁，新闻媒体应当仔细斟酌词语的选择，使用“难民和移民”作为标准的总称。

　　这篇文章解释称，报道中一概用“移民”指代这个人群，会造成公众认识的混淆。人群中的绝大部分人确实属于难民，有权要求国际性保护，而另外一小部分才是基于其他原因的“移民”。联合国难民署担心，如果将难民和移民混在一起，有可能造成舆论和民意的错误反应。

　　欧盟的纠结

　　欧盟国家十分清楚自身面临的空前压力。最近一个月里，法国和匈牙利境内的难民和移民事件已经引发了持续的骚动和舆论关注，小男孩埃兰之死更是把事态推向最高的浪尖。

　　想要阻止埃兰的悲剧重演，欧盟国家不得不想办法伸长自己的手。最理想的办法当然是制止偷渡组织的不法活动，尤其是防止他们不负责任地将难民和移民送上危险航程。不过，在渡海需求高涨，当地政府无力或不愿治理的现实情况下，要打击这些组织非常困难。而在最危险的出发地利比亚，由于政权分裂、局势混乱，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欧盟来说，更现实的选择是加强在地中海上的巡视，不止是在自己的领海，还有可能需要延伸到公海甚至中东北非沿岸海域。意大利和希腊的巡逻力量已经在长期执行这样的任务，但力量有限，人力财力也难以为继，需要其他欧盟国家支援和分摊成本。

　　在难民和移民安全抵达欧洲陆地后，欧盟各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基于现行的“都柏林规则”，所有难民应当在其进入的第一个欧盟国家申请庇护，但处理难民庇护本身却是各国内政。

　　在中线，意大利需要承担这个责任。而在东线，大多数难民和移民首先进入的欧盟国家是希腊。但多数难民和移民无意在这两个国家逗留，他们心中所想往往是德国、英国和北欧国家。

　　聚焦东线的情况，在许多情况下，希腊会放这些入境者离开，巴尔干半岛的其他非欧盟国家也并不阻拦，让他们一路来到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边境，从这里再次进入欧盟境内。《纽约时报》引述匈牙利官方的统计称，今年以来已有17万人越过该国南部边境。

　　匈牙利不愿承担“都柏林规则”下的沉重负担，但同时也不愿意像希腊那样任由“不速之客”们穿行。该国一方面按规定对难民和移民进行收容和登记，一方面开始加强边境管理，并在与塞尔维亚的南部边界修建高墙，阻止越境者。

　　来到匈牙利之后，不少难民和移民设法买到了通往奥地利和德国的火车票，准备继续北上。由于越来越难以控制局面，匈牙利政府在9月1日暂停了从布达佩斯开出的铁路列车，与广场上挥舞车票的人群僵持了四天。其间，有1000多人徒步走上高速公路，向奥地利而去。

　　德国总理默克尔此时决定紧急介入。在德国和奥地利同意接收这一批人数上万的难民和移民后，匈牙利终于同意让他们出境。

　　匈牙利政府在态度和手段上的强硬，引发了一些国际媒体的指责。《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称，一些难民和移民被匈牙利官方用欺骗手段带往安置营地，手上还被写下编号，这甚至唤醒了当地一位犹太教拉比对当年纳粹集中营的黑色记忆。

　　匈牙利当然认为这一指责太过分了。首相维克特·奥尔班（Viktor Orban）早已将火力对准德国，声称“移民危机只是德国的问题”。他和其国内许多政治家都认为，德国乐于接受更多难民的态度导致更多人铤而走险，也酿成了更多海上和陆上的悲剧。

　　德国的确向更多难民和移民敞开了大门，该国预计今年将会接收到80万移民申请，是去年的四倍。关于难民和移民安置问题，德国及欧盟领导层均提出，可以按欧盟国家的经济发展情况来分配固定额度，但这遭到匈牙利、捷克和波兰等东部国家的强烈反对。《金融时报》报道称，这场谈判目前还在艰难进行当中，一种可能的方案是，一些国家可以通过提供资金来调整其分配到的额度。

　　在欧盟国家中，最西端的英国目前并未受到此次东部难民移民潮的影响，首相卡梅隆宣布该国将增加对难民的资金支持，并进一步接纳“数千名”叙利亚难民，但主要目标是生活在中东国家的难民，而非来自已经进入欧洲的人群。

　　英国的主要担心，还是法国加莱海岸边的移民。成千上万的非法移民试图攀爬货车或登上渡轮进入英国，以获得更好的待遇。这些人中许多通过中线渡海进入意大利，随后一路来到法英边境地区。这条线路上的国家长期面对固有的难民移民问题，目前还没有东线那样压力突增的情况。

　　埃兰之死和近期的多起其他悲剧事件，让欧洲舆论一时间充溢着对难民的同情，在奥地利和德国，许多居民自发行动，用饮料招待来到本国的难民，用玩具欢迎饱经苦难的孩子们。

　　然而欧洲民意中也有相反的动向。多个国家的右翼和反移民思潮都在近年获得更多的民众支持。在移民政策较为开放的德、法、英三国，反穆斯林组织和极右政党十分活跃。而在北欧的瑞典和挪威等国，右翼反移民政党也呈崛起之势。欧盟国家在力图改革难民移民政策之时，也将面临更大的国内政治压力。

　　全球论责任

　　在欧洲之外，国际舆论同样在关注其他国家对这场危机的应对。

　　土耳其是叙利亚难民的最大接纳国，根据联合国数据，在该国国内注册的叙利亚难民数量已有近194万。黎巴嫩和约旦也分别接纳了110万人和63万人。这几个邻国的负担已经过于沉重。

　　许多英美和中东媒体批评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几个中东富国沙特、科威特、卡塔尔和阿联酋对此似乎无动于衷，几乎没有接收任何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或其他难民。这些国家的一些官员辩护称，已经提供了大量资金用于安置中东地区难民。

　　在以色列，反对党领袖赫尔佐格呼吁称，犹太人不应忘记自己的难民史，也应该对难民伸出援手。但总理内塔尼亚胡和执政党对此并不认同，并表示以色列的狭小国土不适宜接收难民。相反地，以色列还在修建与约旦的边界护栏。

　　美国对叙利亚难民的责任则引起了最多的讨论。美国国内媒体普遍认为，美国完全可以承担更多责任，包括提供更多资金支援和直接的难民庇护。另一些声音指责称，正是美国的中东政策造成了现在的难民局面。

　　在全球社交媒体上，一个声音也广为传播。在哀悼弟弟一家的悲剧时，蒂玛·库尔迪这样说道：“所有能听到我说话的人，请制止这场战争吧。”（Whoever can hear me now - stop the war）■